《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作者：田小林

摘要：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宋人从最初的模仿、学习，再到最后自成一格——宋调形成，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诸诗家的努力，最终在杜、韩典范中确立了诗歌平淡美的创作风格，宋诗也成为古典诗歌中区别于唐诗的另一高峰。

关键词：典范选择；宋诗；创作风格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诗体代降”条》中写道：“《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从一侧面说明了唐诗的极盛，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辉煌成就。但是同时对于后世的宋人来说，唐诗与唐文化的极盛无疑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峰，在成为一种参照榜样的同时，也成为宋人一度失语的悲哀造成者。是参照唐人？还是独辟蹊径？成为一种二难选择。如何做出选择，如何突破这个局限，寻求最符合自己的文化心理的范本并营筑继唐之后的另一个文化盛世，成为一种宋人思考并执着追求的必然。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宋代诗坛的先锋大家们做出了波平即起的努力，以王禹偁为先导，经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开拓，终于以苏黄诗风作为典型的不同于唐音的宋调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完成了变唐立宋的艰难任务，建立了不同于唐诗的全新诗学规范，创造了诗歌发展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以下将从三个方面，于宋调的确立角度具体论述杜韩典范对宋诗的创作风格形成产生的影响。

（一） 宋人失语的悲哀 开创的难为与作为

面对唐诗的极盛，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将能吟之物的诗性涉及，几无任何留给宋人的空白，王安石不禁嗟叹道：“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 [1]，对于宋诗开创之窘境一语道破。清蒋士铨《辨诗》又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在唐诗光环的笼罩下，宋初诗人一度处于失语状态，他们无奈地选择了摹仿和沿袭，白体、晚唐体、昆体因而大盛。

当时宋初诗坛上所活跃的诗人先后有以王禹偁为代表的白体诗人，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以及以林逋为代表的晚唐体诗人，但都大多笼罩在唐人阴影下，没有创新和发展。其中王禹偁作为宋初成就最高的诗人在论诗主张上最早提出要崇尚杜甫，倡导“句易晓、义易晓”之说，并推崇杜甫、白居易等反映现实的诗歌，以此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之诗风，并具体地实践于自己的创作中，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同时他还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以林逋为代表的晚唐体诗人以姚合贾岛诗为仿效典范，境界狭小、内容空泛，未摆脱晚唐五代气格的羸弱，沦于鄙俚之弊，“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体诗人的华靡文风却在宋初的统治者、朝廷文学侍臣中开始泛滥，他们鄙夷杜甫为“村夫子”，诗学李商隐，却只学得了皮毛，其诗用语艰深，滥用典故，“缀风月，弄花草”，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不高。因此在宋初的诗学典范的寻求以及自身风格的确立中并没有获得期待的超越，还仍旧在唐诗的阴影下行走。

何谓宋调，历来众说纷纭。仅从艺术表现上看，一是更注重诗作的精雕细刻，一是出现了散文化即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从审美上看，则趋向瘦硬劲健、深折古淡。宋初白体、晚唐体、昆体的或平易、或淡朴、或刻琢实已发宋调先声。因此，宋初诗坛可以说是宋人全面接受杜诗的前奏。且宋初诗人亦有学杜颇有成就者，如白体诗人王禹偁称“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诗有较深入的学习。

综观整个宋代学唐诗全过程，可看出，在宋诗家审美观照领域中，李杜、韩孟、元白、姚贾、温李都曾经成为分外瞩目的焦点，但通过宋初诗坛学李商隐、贾岛、白居易的失败，宋人开始思考并寻求新的有可能进行参照并符合当时时代精神以及宋人文化视野的新的诗学典范。这时针对西昆体以及宋初诗坛的浮靡诗风，欧阳修以诗坛盟主的身份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成为领袖，他竭力地提倡学韩，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开始了对平淡美的推崇。何汶《竹庄诗话》载欧阳修语谓“：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学。学必不至，徒无所成，故未始学之。韩退之才可及，而每学之。”[2]其《堂中画像探得杜子美》诗亦云“：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可见，杜甫在欧阳修心目中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欧阳修还在内容和手法等方面多方学杜。叶梦得《石林诗话》谓“：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流畅。……学之者往往失于直快，倾力倒廪，无复馀地。”其实欧诗的短处正体现了宋调散文化的特色，他继承了杜诗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用诗来写游记、传记、自传书札，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在欧阳修的带动和影响下，和他一起从事诗文革新的主要诗人，都对杜甫表示了极大尊崇。

随后又经王安石等人对杜甫之尊奉，使宋诗学典范沿着杜韩方向得到了长足发展，此时平易自然的文章风格受到推崇，使当时“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 [3]，使得宋诗在反映社会视野上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也有所深化，逐渐形成了可与唐诗抗衡比肩的独立营垒，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从而最终奠定了宋诗的基调，而杜韩诗学典范的确立也开始与宋人诗学平淡美的追求相互融合影响。

（二）杜韩典范的确立及平淡美诗风的形成

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宋初儒学的复兴与士风的振作，使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同时因为宋初晚唐及西昆体的盛行，宋诗大多华而不实，质缺形丽，于是韩愈在中唐倡导古文运动时曾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在宋初得到了热烈响应，具体表现在诗歌方面则为更加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由精钻而向平淡发展，并出现了面对政治时事与社会现实生发出大量的诸如政治诗、爱国诗、悯农诗之类作品。

同时韩愈在散文创作中提倡“文从字顺各识其职”，其创作实践中虽中期有一些奇崛险怪，但更多的却是“不以琢雕为工”，他的诗也是一样，虽走过了一段追求奇险的道路，却最终以平淡的风格为归宿。韩愈曾在《送无本师归范阳》一诗中写道：“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清人方东树也曾经精辟的概括到：“杜、韩有一种真率、朴直、白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此必须先从艰苦怪变过来，然后乃得造此。若未曾用力，便拟此种，则枯短浅率而已。”[4]这都体现了平淡美的审美理想，其中期追求奇险，而后期又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成为一种诗学的最高境界。苏轼曾赞誉韩愈为“匹夫百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作为诗坛盟主的欧阳修也曾极力推崇韩愈，并常以韩愈继承人自居，他在道统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韩愈道主平易的思想；在文学思想上与诗文创作上也都有意取法韩愈，掀起了尊韩热潮。

元祐年间大家迭出，“宋诗四大家”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有三家出在此时，足见诗坛之鼎盛。三家乃黜唐为宋的关键，虽然其个人风格有很大差异，但均出于杜，田同之《西圃诗说》谓：“子瞻、鲁直、介甫三家古今体，无不从老杜来。”荆公和涪翁学杜，前人多有论述，兹以苏轼为例略作分析。苏轼天才纵逸，人多以李白目之。然他却屡屡以杜甫自称，所谓：“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东坡八首》其七）。苏诗在题材、手法上多有似杜者。杜甫本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之心，苏轼亦怀有同样之情：“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官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东坡《荔枝叹》诗借唐朝进贡荔枝事，讽刺朝廷聚敛的暴政，夹叙夹议，深得老杜长篇古诗精髓。故清宋荦《漫堂说诗》云：“后来学杜者，昌黎、子瞻、鲁直、放翁、裕之各自成家，而余于子瞻弥觉神契。”

但三家学杜侧重点和成就各不相同，所谓王以“工”、苏以“新”、黄以“奇”。王安石论诗“法度甚严”，其学杜主要在刻琢瘦劲处，他晚年的小诗（主要指绝句）步骤精严颇似杜。苏黄论杜、学杜成绩斐然，但又各具特色。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谓：“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朱熹《清邃阁论诗》亦云：“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馀意；黄费安排。”则苏轼学杜不仅大大开拓了诗歌的现实主义题材，而且努力打破文体界限，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而黄庭坚学杜的着重点在字句、章法、押韵等艺术形式方面。黄庭坚还提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讲究“无一字无来处”，把读书和借鉴前人特别是杜诗当成创作的重要途径。张戒《岁寒堂诗话》谓“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黄庭坚是宋代第一个全心全意推尊杜甫乃至字规句摹的人。三家当中，最能代表宋调的当是黄庭坚诗，如其《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诗，全以议论出之，声调拗折，多用典故，无抒情而有意趣，正是宋调之典型。宋调至此而最终确立。

宋代是重理性的朝代，知识型、思辩型、人文型成为它最鲜明的特色。同时宋代也是人文精神高扬的时代，他们重视儒家传统道德，注重对人格主体的建构，并形成共同的取向与群体的自觉。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逐渐深入，宋人日渐发现韩愈身上的一些不足，尤其在宋人非常注重的人格方面韩愈尚不足以起到振作士风的作用，并且韩愈的典范作用也一定程度上随着宋人对自己时代诗风的终极目标——平淡美的境界追求而产生了距离，因此，人们自然就不约而同地把树立典范的目标转向了杜甫身上。

在传统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同时对政治投以巨大的热情，因此宋代的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诗文主题，他们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体现。同时两宋时期内忧处患，复杂的社会、民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使得士大夫无法悠悠拔俗，纯粹甘于现实，于是最佳表达方式便只能像“忠义之气，根于素守”的杜甫那样，心存忠爱，温柔敦厚。同时，南宋后期山河破碎，杜甫诗中的那种历经磨难却绝不消沉的执着精神和沉郁顿挫的主体风格，更是与这时期诗人们审美追求相吻合，于是杜甫做为一种人格、忠义精神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尊奉，以至对他进行了人格的神圣化、文本的经典化。

杜诗典范的形成，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的文化结构所铸就，同时也是文人对诗歌平淡美的审美心态所铸就。宋初以来，宋人对唐诗典范的选择是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在文学美学方面，杜诗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就语言形式本身而言也极具审美意味。黄庭坚曾就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5]，“平淡而山高水深”也从此成为宋诗美学理想的参照典范，体现了宋代诗学的时代精神，平淡而思想浑厚，由绚烂而进入精光内敛的老成境界。

在杜韩诗学典范的确立中，蕴孕了宋人的平淡美的诗学理想，同时宋人的平淡美诗学理想追求，又反过来成为典范确立的一个遴选标准，进一步促成了作为宋诗主体风貌的苏、黄诗风的形成，从而变唐立宋，宋人也正是在唐诗典范的寻求与确立过程中，完成了自己时代诗风的定位与成熟。同时，宋调的确立过程是在寻求适合自己的社会文化历史视野的“杜韩典范”的确立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二者相互寻找，相互促进影响，最终形成并蕴孕了一种完全符合宋人审美终极目标的“平淡美”理想。从而真正形成了与唐音的以丰神情韵擅长不同的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调独特风貌。正如缪钺先生《论宋诗》中所言：“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6]一语道破明辩了二者不同的性质区别，使宋人最终在确立杜韩诗学典范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诗歌平淡审美理想，完成了再创高峰的成就。

（三）清水出芙蓉 绚极归平淡

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以及理性的崇尚，使得诗歌理论的研究与阐述取得较高成就，并提出许多重要美学思想，譬如意境的美学要求，诗的“四种高妙”说等等，而这些美学观念的提出都是讲究一种自然，即一种平淡不饰雕琢之美。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意与境的结合而论：“诗者，吟咏情性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7] 再譬如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诗说》提出的诗的“四种高妙”说：“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这些都意为诗之工要从“精思”中来，但却贵含蓄，意格欲高，要以自然为所欲，平淡为所旨，以达到“无迹可求”与“自然高妙”的可能，体现宋人“清水出芙蓉”的平淡美诗学理想。这些理论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的源头精神仍旧是遵遁着诗歌典范的。

宋代苏东坡要求诗文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即延续杜甫的诗歌风格，平淡而不枯淡，具有内部的人格的美，超越了雕丽绚烂的老成风格，而进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即为“平淡而山高水深”，内在蕴藉深沉浑厚，具有想象张力和“言外之义”。 宋人这一审美情趣的转变，同时也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而转向于以俗为雅。使宋诗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或者说完成“雅”对“俗”的超越。同时这一转变也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从而使得宋人最终对以丰华情韵为特征的唐诗的美学风范进行了深刻变革，而实现了变唐立宋，确立宋诗平淡美特征的追求。

梅尧臣曾有诗言：“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它的句式、语汇、修辞手段读起来都很平常，避免了奇崛的词汇、浓艳的色彩、炫人眼目的字眼，却是读来自然淡远，成为一种老境的、平淡的美，内敛而令人心境平和。这正恰如黄庭坚对杜诗的评价“平淡而山高水深”。也正是宋人在对这样一种诗学理想的追求中，才获得以平淡美为特征的宋调独立地位的确立。同时也在这一追求与确立中，不断认证了属于宋人的杜韩尤其杜甫的诗学典范。

参考文献：
[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2]何汶《竹庄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M] 卷二.四部丛刊本.
[4]方东树.昭昧詹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三首》[A].豫章黄先生文集[M]卷十九.四库丛刊本.
[6]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